笔者注意到，富士康对社会各界批评浪潮的回应基本上紧缩在“自杀属个案”以及富士康也开始重视员工的心理异常波动，并为此展开了针对员工心理干预的措施等方面。也就是说，富士康还是认为“九连跳”是少数人的过激行为，其更愿意从心理上去解决这一问题。

　　难以否认，富士康的确正在积极想办法对员工的消极情绪予以缓解，力图阻止“十连跳”的惨剧发生，不过，笔者对效果却不敢过分乐观。原因有二，其一，如果富士康不从重建企业文化，改变劳工待遇以及充分发挥工会作用的角度入手进行积极变化，那么一切的所谓心理治疗都只能缓解员工郁闷于一时，无法完全消除员工心中的阴影，反而可能因为长期的积累爆发出更可怕的事件。只不过，事件未必在富士康发生，而是在员工回了老家或者换了工作之后才突然发生，其沉痛的后果与悲伤需要整个社会和逝者的亲人来承受。

　　其二，即使我们看到富士康在改进企业制度缺陷方面有所动作，但是大的环境却并没有给员工个人更多选择的话，悲剧同样难以避免。面对记者提出的“网上有人质疑富士康是‘血汗工厂’”，富士康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没有给出是与否的回答，他反问如果富士康是“血汗工厂”，那么每天数千人排队进入富士康，是不是他们选错了？

　　刘坤所言“每天数千人排队进入富士康”当然是事实，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则牵扯出另外一个问题：出身贫寒的劳务工在工作机会上基本丧失了真正的选择权，他们当然可以选择工资稍高、环境更好的工厂打工，但是他们很难选择在这样的工厂能够承受多大的工作强度。一旦不能承受这样的工作强度，他们只有三个选择：离开类似富士康这样待遇相对较好的企业，去寻找收入低一些环境差一些的工作，而这对于多数劳务工来说是下策；继续在富士康熬下去，攒够了钱回家务工务农或者做点小生意；熬不下去的少数人，心理上如果又有个人问题的困扰，最终会直接选择结束生命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逼仄的就业环境也是“九连跳”幕后推手。

　　刘坤更直言“我相信怀着梦想来到富士康的员工最有权利回答这个问题”。这样的回应对于逝者来说无疑是一种讽刺，即使我们承认所有的跳楼者都有个人原因的诱因存在，但是《南方周末》上周披露的如下细节足以让富士康的管理者反思：一名工人说“真希望有人可以踹我一脚来交换5分钟的休息时间”；另外一名工人表示“就站在机器前，一个班8小时。要是可以躺一分钟，那就是天大的享受。”也有媒体报道称富士康的管理人员运用“钓鱼式执法”：即故意在流水生产线上制造小错误，如果员工没有发现，就要进行处罚；普工每天工作10小时，除午休的1小时外，只有10分钟的时间上洗手间。这些难道都是进入富士康的员工梦想得到的吗？

　　富士康的劳动强度大其实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还是没有选择：为了挣更多的钱，普工们抢着加班，甚至需要因此和“老大”搞好关系，在这种情况下再去谈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，是不是有点滑稽？

　　劳务工们需要工作，在满足了这个条件之后，他们需要一个更人性化的工作，他们需要更多选择，这对于2009年GDP据说超过日本的中国来说，其实是一个难度不小的事情。短期而言，笔者愿意看到富士康针对员工的心理疏导、治疗取得效果。长期而言，笔者更愿意看到劳务工们真正拥有“用脚投票”的权利，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加速逼迫“血汗工厂”在制度上的转型升级，才能让某些企业真正认识到让员工体面工作，活得有尊严是多么重要。实现后者，需要加速完善法制建设，中小企业能够获得公平合理的发展空间，这一天的到来还有多远？